拿破仑战败后，人们开始讨论欧洲的未来。本文作者大卫·安德列斯（David Andress）为我们揭示了维也纳外交谈判是如何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秩序的。它永久地改变了欧洲大陆的面貌。

1813年6月下旬，拿破仑皇帝冷酷地拒绝了避免爆发新一轮全面战争的呼吁，他说：“像我这样的人是不会在乎一百万人的生命的！”至少，据他当时的谈话对象克莱门斯·冯·梅特涅回忆，他就是这样说的。这位狡猾的奥地利外交大臣获得了在德累斯顿的马可里尼宫与拿破仑私下会晤的机会，他向别人讲述了皇帝的轻蔑，也部分地解释了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直到1813年夏季，人们还是不清楚，整个欧洲是否会联合起来反对拿破仑。1812年入侵俄国时，他损失了50多万名士兵，但是他的帝国很快就补足了兵力，并且在远离法国的中欧站稳了脚跟。

拿破仑不断强调，英国的黄金可能正在支撑他们在西班牙的战争，并且在补贴俄国和新近加入战争的普鲁士。但奥地利至少在名义上还是他的盟友，而法国皇帝希望能继续霸凌他的岳父奥地利国王弗朗西斯，让他为自己服务。同时，在梅特涅的推动下，奥地利促成了法国与俄普两国达成停火协议。如果各方愿意，那个协议本可以带来全面的和平。但实际上，协议只从6月初维持到了8月10日。

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拿破仑先后两次流亡国外，法国也遭遇了外国的军事占领。1813年的拿破仑是一位残忍的独裁者，他坚信自己的能力，因此派了一位没有授权的代表去参加梅特涅的和平谈判，并在休战期重新集结军队。但战火再次燃起时，战场上的一切都严重超出他的预估，被欺侮的奥地利人加入了反对他的阵营。 10月，莱比锡战役爆发，成千上万人死于此战，战败的法国也开始了漫长而艰难的撤退。法国皇帝损失了大部分兵力，患流行病死亡的人比战死的人更多。

在1814年的头几个月里，拿破仑仍然像往常一样坚信，只要能显示自己的力量，他能以某种方式夺取最后的胜利。但是他现在只有一些残兵败将，荣耀都属于过去，他的元帅们也开始反对他了。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与改变立场的法国外交官塔利兰达成协议，把拿破仑流放到厄尔巴岛。这样，拿破仑离欧洲的统治中心仍然很近，英国和奥地利并不看好这个流放地点，但没人在意他们的顾虑。亚历山大坚持要兑现自己的诺言，当一个骑士解放者。急着想复仇的普鲁士就法国多年的军事占领要求巨额赔偿，但是这个主张也被无视了。

1814年夏天，法国似乎不再是欧洲的大问题了。波旁王朝复辟后，拿破仑的帝国元帅们（包括以勇武著称的内伊），也迅速重新发现了他们祖传的对波旁王朝的忠诚。欧洲大陆的官员在巴黎举行各种聚会，尽情享受拿破仑从西班牙、意大利和德国抢来的艺术品。那些艺术珍品汇聚一堂的辉煌景象，掩盖了各国要求归还本国珍宝的呐喊。然而，在其他一些地方，局势越发紧张。

欧洲各国梦想着击败拿破仑有十多年了，但是打败拿破仑之后要怎么做，他们从未取得一致意见。例如，英国和俄国曾在1805年有过讨论，但是这样会削弱奥地利和普鲁士在德国的力量。在过去的20年里，意大利北部和波兰的人口几次被分割成不同的部分，他们的命运引起了理想主义者和那些利欲熏心的人的极大关注。由于拿破仑掌控的神圣罗马帝国及其附属的数百个小王国和特权领地的覆灭，德国的概念也发生了变化。现在，欧洲大国可以重新分配那些在法国皇帝的强权之下建立的莱茵同盟的卫星国了。

有些事情已经解决了。荷兰（现在的比利时境内）被法国占领了20年，奥地利已经放弃了对这一领地的所有主权要求，并与前荷兰共和国一起将其推向了新的荷兰王国，以抵抗法国向北方的扩张。作为回报，奥地利夺回了意大利北部的领土，其中包括18世纪末在法国的鼓励下占领的旧威尼斯共和国领土。不过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之后，那片土地属于法国了。拿破仑的妹夫约阿希姆·穆拉特仍然是那不勒斯的国王，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的妻子。拿破仑的妹妹卡罗琳曾是梅特涅的情人。

在这样的环境中，个人特质和政治行为紧密地交织在了一起。1812年拿破仑入侵俄国，曾深深地唤起了沙皇亚历山大的宗教意识，但随着军队向西推进，沙皇也开始很高兴地接受社会名媛的觐见，接受她们的奉承或火热多情的表白。新任英国驻路易十八皇朝大使的惠灵顿，在巴黎建立了一个类似的关系网（数年前，在这个职位上的梅特涅也是这么做的），还勾搭上了著名的歌剧演员朱塞佩娜·格拉西尼。他因此惹恼了一大批拿破仑的狂热追随者，因为她曾是法国皇帝非常宠爱的情妇。

1814年春天，对法战争取得了第一波胜利，各国同意召开维也纳会议，代表们在9月陆续到达维也纳。对于他们的到来，梅特涅采取了特别的措施，在仆人、商人和旅馆老板中招募了数百名密探，对其中一些人进行专门培训，以取走或替换机密信件，复制密钥以及进行各种秘密监视。

社会上的一些高层人士自愿充当政府的密探，甚至邮政部门也涉足其中，在外交信使中途停下来换马时，窃取外交书信。同时，国家要拨款额外招募1500名服务员，仅仅是为了向与会各国首脑提供一般的家政服务。梅特涅认为，绝对不能浪费这样一笔巨大的投资。

在维也纳，大国纷争持续了数月之久，较小的国家则不断地请愿。从一开始，各国审议提案就完全从自身利益出发。外交官和部长们在讨论时，称国民为“有灵魂的人”，但实际上把他们视为成千上万可以征税、可以征召入伍的躯体。各个大国都要争取自己的利益，因此德国贵族要求恢复因神圣罗马帝国灭亡而失去的所有合法头衔和个人财产的提议，也被迫销声匿迹了。

俄国的部长们宣称，他们将整个占领拿破仑在波兰的傀儡华沙大公国。但在18世纪末的一次分赃之后，华沙大公国一部分领土划入普鲁士，还有一部分属于奥地利人。同时，普鲁士提出要整个吞并拿破仑的重要盟友萨克森王国，并暗示可以用意大利（当时由奥地利占领）的教皇领地补偿萨克森王室。奥地利希望从巴伐利亚手中收回蒂罗尔及邻近地区，那是在拿破仑帝国的巅峰时期划给巴伐利亚的，是效忠法国皇帝的证明。这意味着要放弃更西边的领土，要艰难地讨价还价，来安抚控制莱茵河沿岸关键地区的普鲁士和英国。

1814年底，各国对利益的争夺接近白热化，甚至有爆发冲突的危险。路易十八的代表、谈判高手塔利兰成功进入会谈，在付出大量努力后，法国于1815年1月3日加入了英国和奥地利的同盟。看上去，等第二年春天，这个同盟很可能会与俄普同盟开战。英国的部长卡斯尔雷格勋爵估计，几个月之内，可能会在欧洲中部爆发一场百万人级别的战争。普鲁士很快动摇了，五个大国开始进一步的谈判，整个冬天他们都在忙这件事。惠灵顿也加入了卡斯尔雷格的阵营，因为他在巴黎非常不受欢迎，可能面临生命危险。后来谈判取得了一些进展，萨克森州的一半归普鲁士，而华沙大公国几乎全部划归俄国，但是仍然有很多问题未能解决。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拿破仑介入了。3月7日，他逃离厄尔巴岛的消息传到了维也纳，一大群因为获得了新的领土而沾沾自喜的人瞬间陷入恐慌。在这样的恐慌之下，他们下定决心，一定不能让拿破仑恢复力量，他们立即集结了50多万军队来对付法国。即使在这个时候，仍然可以听到奥地利领导人的喃喃自语，他对俄国军队在其首都附近行军感到恐惧——俄军必须严格按照预定路线行动。

反对拿破仑的阵线宣称，他再次出现在人们面前，必然会“受到公众的报复”，很快会造成“混乱与无序”。后来形势逐渐明晰，这样的说法甚嚣尘上。因为1815年回来的拿破仑，其言行与1813年那个咄咄逼人的独裁者截然不同。

1815年4月下旬，拿破仑以法国皇帝的名义颁布了所谓的《附加法》（或称1815年《宪章》），确认了复辟的波旁王朝在自由政治上的一些让步，让法国在革命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他改变了原来的一些主张，像15年前的自己一样，成为法国革命及雅各宾派平均主义传统的继承人。他宣布保障人权，取消新闻审查制度，并明确表示向国际自由主义舆论看齐，而且法国不再参与奴隶贸易。

很快，拿破仑再次因军事失利下台。但是几乎可以肯定，他变得愤世嫉俗，心态渐渐偏左，留下了影响深远的有毒文化遗产。它在法国引发了暴力和复仇谋杀，而这些原本是一年前已经避免的。这些遗产还引发了一场数百人死亡的“白色恐怖”反革命暴行，以及波及成千上万名官员的官方清除行动。

为了找到一个合适的投降对象，拿破仑的军队开始向西撤退，他们因此被贬斥为“卢瓦尔河的军团”。100多万联军占领了法国，这次占领比1814年时要严峻得多。联军声称，这是对拒绝1814年那次宽宏大量占领的全体法国人民的报复。官方的复仇也波及了内伊元帅，那年年底，他被行刑队枪决。约阿希姆·穆拉特元帅试图在拿破仑的支持下在意大利起事，于是他也从那不勒斯国王变成了被追捕的逃犯，最终在10月被处决。

在滑铁卢战役发生前九天，即1815年6月9日，与会各国首脑终于正式签署了维也纳会议的最后文件。拿破仑最终投降后，欧洲大国很快就结束了在维也纳的各项活动。一些悬而未决的事也迅速处理了，然后拿破仑在重重法律监护下被流放到遥远的海岛，这多少也反映了他们的总体情绪。梅特涅的奥地利成为新成立的德意志联邦39个州的事务仲裁员，同时还要维护意大利半岛的秩序。

欧洲大陆笼罩在强大的反革命势力之下，令人窒息。英国政府在1819年曼彻斯特彼得卢大屠杀后，监禁了自己国家的激进派领导人，这样的行为，在当时竟然是宽容的。

革命似乎成了理想主义者和被压迫者唯一的出路，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他们属于被维也纳协议忽视的“国家”。无数人密谋要颠覆这个被秘密警察和审查员压制的欧洲，这是必然的。 1820年，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岛爆发起义，但是失败了。不久之后，西班牙政权落入寻求恢复1812年自由宪法的革命者手中。

复辟的法国波旁王朝为了巩固在新秩序中的地位，在1823年越过比利牛斯山，对西班牙发动军事入侵。在维也纳会议参会大国的支持下，十万名号称“圣路易斯之子”的士兵进入西班牙，恢复了西班牙的君主专制。

1830年，法国爆发了新的革命，很快以确立新的君主立宪制告终。实际上，它在抑制民众意识的觉醒。荷兰南部的几个省份也在同一年起事，最终成立了新的国家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一世原来是德国的一名王子。1830年初，希腊获得独立，这个人还被邀请担任希腊国王，但他觉得那个国家太不稳定了。后来，巴伐利亚国王的次子奥托登上了希腊王位。

从这些人事变动中我们可以看出，在无法压制革命形势时，欧洲的君主们是如何适应新变化的。但是君主专制的势力仍然在尽力压制革命，1848年，欧洲大陆爆发了“人民的春天”，法国又从共和制转向了波拿巴主义；在法国之外，整个欧洲大陆都在用武力镇压革命，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都出动了军队。

维也纳体系并不是被自下而上的革命推翻的，而是缔约国首脑们又有了新的策略。比如在精心的控制下去刺激民族主义情绪，因为这样对他们更为有利。

1853年，在奥斯曼帝国的事务上，英法两国与俄国分歧巨大，已无法通过谈判解决，于是双方爆发了战争。十年后，法国因支持另一个君主制的皮埃蒙特-撒丁王国与奥地利发生冲突，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展到意大利王国。

19世纪60年代，在奥托·冯·俾斯麦的领导下，普鲁士先后与丹麦和奥地利开战，其目的是确立普鲁士在德意志联邦中的统治地位。最终，针对过度自信的法国，俾斯麦精心策划了一场战争，来实现自己的计划。普鲁士人占领了凡尔赛宫，1871年1月18日，在被占领的凡尔赛宫，俾斯麦宣布一个新的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的成立。这毫无疑问为20世纪的冲突埋下了种子。

大卫·安德列斯（David Andress），朴次茅斯大学的现代史教授，其最新的作品是《法国大革命：一次农民的反抗》（The French Revolution: A Peasants’ Revolt, Head of Zeus, 2019）。